不仅是工业增加值，新增贷款，而且进出口也出现相似的趋势。

对外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帮助了人口红利的释放。小城镇众多，形成了生产供给产业群，但是其发展空间受到资源生态成本上升、国际市场萎靡的限制。

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推进到现在，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上述扩大内需几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关键还是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扩大内需的三个重点问题(一)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第三，高储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带来房地产泡沫和相关的宏观风险。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导致消费弱、投资强，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进而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压力等问题。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动不仅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物价和资产价格也有影响，其表现形式可能不像人口结构渐进变化那样平缓。后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这三项指标构造一个指数，并画出这个指数的时间序列曲线，并冠名为克强指数。

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这件事让这家老牌政经杂志一定程度上再次赚得国内媒体的眼球。这一指数显示的中国经济动态变化在总体趋势上和官方指数差异不大，但在具体的波动幅度上却要明显得多。从图形看克强指数确实比GDP波幅要大得多。当然，对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也需客观理性对待，不必过于夸大。

3、解读 有助观察领导人施政风格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由于较好把握和预测宏观经济短期走势，无论在政策和商业上都有认识价值，因而建构与实际经济运行规律相一致的先行指标体系，是宏观经济预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对于那些一直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存疑的人们（或者应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中国未来经济的决策者不会再完全依赖于官方统计数字，这多少是值得欣慰的。在发现更好替代指标之前，GDP统计对于经济观察和研究仍不可缺少，但是GDP确实存在不少定义性局限，如难以准确反映环境污染和资源透支的社会成本，无法体现闲暇具有的福利价值，更不足以全面衡量民众幸福感。这是一种很正常并有合理性现象。克强指数三个结构指标从不同角度显示经济运行状态，并且不同程度具有先行指标属性。

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经验总结以及各界有关认识提高，这方面情况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但是如何降低统计数据的技术性和人为性误差，仍是各界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更应是官方统计部门孜孜以求的目标。（翻译 陈白）——2010年12月11日《经济学人》，这是关于克强指数的最早报道。波幅剧烈能说明什么，是否更加真实？卢锋：《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评论克强指数时提供了该指数时间序列图。根据此次采访需要，我和杨业伟利用相关数据制作了1986年到2013年间克强指数三个指标及其平均值月度同比增长率数据图。

为表敬意，《经济学人》在李克强所指的三大指数基础上，专为中国经济创立了克强指数。不过同期工业增加值与GDP简单相关性还是要高一些。

打个比方，专业天气预报时常会出现偏差，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样的常识性智慧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推测天气变化，然而我们不必用谚语包含的有用经验常识来代替天气预报。克强指数积极意义的前提背景，并非在于中国GDP增长率数据完全不可信，而在于对总量指标可能误差提供一种辅助评估指标。

其实全国发电量和货运量月度值2008年年底曾出现过7%-8%负增长，只是由于信贷增长率指标相对温和，克强指数才没有出现负增长。真正的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当然，目前统计制度下，宏观数据由于有意扭曲而失真的范围和程度，需要实事求是地判断，应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改进。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1998年我国发电量增速2%上下，官方GDP增长率接近8%，当时曾在国内外引起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真实性讨论。而2009年初贷款总额的增加则预示着接下来经济的迅速回暖。

当然中国GDP统计仍然存在误差，未来仍需要持续改进。应当实事求是肯定中国GDP统计数据过去30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取得的实质性改进，这是中国经济管理与社会演进在统计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

从有关报道看，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如果电力、货运也被赋予政绩考核指标含义，可能也会出现官员扭曲数据方面问题。

新领导团队亮相阶段已多方宣告全面力推改革决心，人们期待改革新政有序推出和稳健推进。新京报：谈到克强指数时，《经济学人》杂志说：对于所有那些怀疑中国经济统计数字的人，这个消息应该令他们欣慰。

这些数据分别是：地方铁路货运总量、用电量以及银行贷款总额。上述三个指标构成指数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含义如何，则是有待具体厘清与探讨的问题。（见图三）一般也不好说某个指标波动较大就更好。新京报：看来外界对克强指数关注，折射出人们对改革前景关注，你也这样认为吗？卢锋：我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经济崩盘前景。

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当然，也不能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都是人为造假产物，或认为GDP增长率毫无例外存在严重人为高估。

统计数据承担定量反映经济现实功能，并且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上述克强指数是一种比较简化的结构性指数，从特定侧面表达了经济运行现实。

新京报：舆论认为，克强指数能够精确反映经济现状，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克强指数对目前GDP考核制度有哪些启示？卢锋：政府管理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真实了解经济运行和增长实际情况。

国家领导人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工作千头万绪，管理好经济是其重要的基本工作任务之一。如图所示，在2008年末至2009年初，中国的总用电量与铁路货运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官方数据中所显现的那样风平浪静。国外一种观点，依据发电量和煤炭产量增长率数据，简单认定GDP增长率为2%甚至更低，对此学界主流观点也认为方法有误难以成立。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新领导人经济管理专业水准，也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

（见图四）新京报：有评论指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决策者的清醒与务实。务实的态度和专业的思考，显然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而广义对更好设计和推进改革新政也应有积极因素。

这种说法对吗？卢锋：不同经济指标都有其具体统计对象和认识功能。这种专业性如何推广到其他决策领域？卢锋：克强指数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中国新领导人对经济管理工作的务实态度和专业思考。

对于李克强来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数据来了解辽宁经济的真实生态。由于克强指数涵盖指标比常规宏观指标如GDP等较为简单，因而通常情况下也应统计误差较小。